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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大国双引擎增长模式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内需和外需
来源:未知 作者: admin 发布时间:2019-06-30 08:16

  9.7%的高速度持续增长了30年,经济体制和开放程度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保持了社会总体稳定,这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是一个罕见的成功案例。本文从总需求的角度,提出大国双引擎增长模式,并从大国优势、开放优势、发展阶段优势和体制优势四个方面,分析这种模式的特点和可持续性。

  从规模看,内需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总需求总体上以内需为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总体上也以内需为主。这是人口众多、国内市场巨大这个根本国情所决定的。总需求分析有规范框架,有现成数据,是一个可以实证的问题。

  基于GDP支出法核算恒等式进行因素分解,是标准经济学分析框架中估算内需外需贡献的基准方法。支出法核算的GDP包含消费总额、资本形成总额、货物与服务净出口三个部分。整体的增长可以分解为各个部分增长之和,各个部分的增长占整体增长的比重就是其对整体增长的贡献率。

  1978-2009年期间,按支出法计算,净出口所占比重虽然缓慢上升,但在比重最高的2007年,也仅占8.9%。投资和消费两项构成的国内需求占总需求的比重始终在90%以上。表1是一些代表年份的数据。

  9.7%;同期对外贸易年均增长17.4%;吸收外资年均增长17.1%;对外投资年均增长27.4%。2007年与1985年相比,按1985年人民币和美元不变价计算,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贸易总额、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分别增长了6.7倍、15.2倍、22.1倍、18.8倍和14.4倍 (见图1) 。二是我国名义出口依存度明显高于其它大国在相似发展阶段时外需的相应比例。上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日本、韩国、巴西、墨西哥、菲律宾、土耳其等增长速度较快的发展中大国,名义出口依存度大约在11-20%之间(江小涓1993),我们持续多年高出这个水平。对外开放各项指标均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高于其它可比国家的同类指标,表明开放是我国增长的重要源泉。没有对外开放,我国经济不可能保持长达30年的持续快速增长。

  总体上看,我国的出口商品集中在资源节约和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和加工环节,出口最多的两类产品为电子通讯及计算机和纺织服装,都是劳动密集和相对节约资源、保持环境的产业。特别是加工贸易产品,绝大部分都是引进国外资源和资金密集的投入品,我们再投入大量劳动力加工出口的,符合国情。例如,与在国内经过棉花种植、纺织印染和服装加工三个环节后再出口成衣相比,更好的选择是以加工贸易方式从事三倍的服装加工出口,因为这个环节主要是劳动密集,而棉花种植是土地密集,印染相对有污染。我国出口商品中,有一些资源能源消耗高和污染环境的产品,但所占比重相对较小。据测算,最近几年,6类45种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加工贸易出口占加工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不到5%,出口总体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江小涓,2008)。

  2007年我国初级产品净进口达到1814亿美元,大大缓解了资源约束,支撑经济较快增长和满足社会各方面需求。通过进口资源密集产品,我们还间接进口了不可贸易的短缺资源,例如农产品进口可以看作是进口土地和淡水资源。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测算,以粮食贸易为载体间接交易的淡水量,相当于全球粮食生产用水的13%,日本通过农产品贸易进口的淡水量超过自身农作物灌溉用水。国内有专家研究表明,2006年我国进口大豆3150万吨,如果在国内种植需要耕地1810万公倾,相当于黑龙江省大豆种植面积的五倍,这些耕地资源替换出来,可用于种植其它更基础更高效的农作物。对外贸易缓解了我国要素禀赋约束。

  这个方面误解不少,认为我们从出口中获益很少。理解这个问题,关键还是要区别出口增加值和出口额,出口获益只能与我们新创造价值部分即增加值相比。以前面的例子,如果仅以加工贸易方式从事服装加工环节,就不能以包含了棉花种植和纺织印染环节进口转移价值在内的服装出口总价格作为分母来计算我们的收益。如果以国内增加值计算的盈利率达到10%,但若以全部出口额作为分母计算,盈利水平就会被不恰当地“摊薄”为3.3%,真实获利程度被大大低估。

  实际上,“中国制造”的主要收益归我们。按照收入法统计的国民收入,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可以分为劳动报酬、税金、营业盈余和折旧四部分,这几块分别约占增加值的40%、20%、15%和25%,国内企业出口商品产生的增加值,这几部分全部归我们。即使外资企业生产的增加值,我们也获得其中的大部分。以2007年为例,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为32129.72亿元,其中利润为7527.38亿元,按中方在合资企业所有者权益中的比重估算,中方约占有29%的投资收益,中方收益为2182.94亿元,外方实际所得利润为5344.44亿元,占工业增加值的17%,其余83%的增加值以劳动者报酬、税收和国内投资收益等形式主要在国内分配。外资企业还可能通过高价进口投入品、压低出口商品价格等方式获取利益,但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降低了国内增值率,并不体现在现有GDP的分配中。今后我们要努力提高出口商品的增加值和收益水平,但同时要考虑能够扩大就业、提高劳动者收入、节约资源和节能环保,这是国情的长期要求。

  较长时期内,我们仍将处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加快发展的时期,扩大内需空间较大。同时,全球化将继续深入发展,我们的比较优势仍然明显,外需仍将保持增长。这些阶段性特征是我们继续扩大总需求、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增长的基本条件。

  从国情、发展阶段和体制特点看,我们有条件继续保持较大规模的内需,这方面我们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扩大内需受到诸多制约的情况很不相同。一是有能力。我国储蓄率高,金融体系资金充裕,财政赤字控制在GDP的3%以内,财政和货币两种手段都有操作余地。而美国金融体系是危机起源和重灾区,危机之前居民已经大量负债消费,应对危机主要靠政府大量发债,预计本财年美国联邦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将超过10%,财政货币两种手段都受到限制。二是有空间。我们的资金主要进入实体经济,促进基础设施和新农村建设、制造业升级、服务业发展等,既能扩大当前就业和促进增长,又能形成支撑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条件。美国政府发债主要进入金融体系,拯救金融机构和补充流动性,这些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游荡,随时能进入市场推高价格,回收压力较大。三是有意愿。我国养老压力趋大,社会保障在较长时期内以保基本为主,因此相当一部分居民希望有投资机会,为未来提供收入。从更长时期看,我们仍然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阶段,内需增长空间很大。

  出现经济危机,全球化既会调整更会发展。这是因为各国危机程度不同,深度危机国家的企业难以自保,需要危机较轻国家企业的投资重组。可以预计,这次危机之后,全球化进程总体上不会逆转,有些方面还可能加速,跨国产业重组会比“正常”时期更为密集活跃,特别是发达国家不少陷入困境的科技型企业、资源业企业正在寻求被收购兼并,这正是“好的国家和企业”加快发展的机遇。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全球化多方共赢,推动因素多元、持续和有力。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制造全球化、服务全球化、科技全球化和知识全球化都会继续发展,将会有更多的资金、知识、技术、信息和人力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各国都在尽可能地利用这些机遇提高竞争力。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从外部获得大量优质资源,形成新的竞争能力。一要继续扩大外需,增加出口,增加劳动者就业和提高收入。同时,要提高出口商品的资本和技术含量并相应获得更多利益。二要引进短缺自然资源,我们这种需求长期存在,资源产出国的供给愿望也会长期存在,对这方面需要有长期的制度性安排,稳定产出国对中国长期需求的预期,促使他们增加投资和吸收我们投资,不断扩大产出和供给能力。同时要通过有效的战略安排,努力保持价格合理稳定。三要促进更多要素跨境双向流动,增加国内要素持有者在海外的获利机会,增加国内企业引进来和走出去的便利性有效性。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要吸纳海外人力资本,我国有大量学有所成、干有所成的海外留学生,要利用好这个特殊有利条件。

  促进内需外需协调发展,体制改革创新是关键。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需要加快推进。

  全球化条件下,各类要素特别是资金持有者可以全球市场上寻求风险扣除后回报最高的投资和发展机会。国内市场体系完善,资源配置能力强,同时要素在国内及跨境配置障碍少,是有效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促进内需外需协调增长的基本要求。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不健全,内需外需关系就会发生扭曲,不仅国内资源配置效率低,还引起商品和要素的不合理跨境流动和低效配置,不良影响超出国境。例如,如果国内金融体系效率低,国内企业就可能更多地寻求外国投资,国内资金也可能更多地到海外投资,国内市场主体、生产结构和收入分配就会发生变化;如果国内价格机制扭曲,某种资源定价过低,或者资源环境成本没有完全体现在商品价格中时,不仅国内会过量使用,还会大量出口,导致外需不合理增长。理顺资源类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完善各类要素市场,是一项难度很大又必须加快推进的改革任务。

  扩大内需和外需,都要求服务业加快发展。服务业长期发展滞后,重要原因是体制机制没有理顺,许多服务行业以公益性、自然垄断、文化传承等特性为理由,排斥竞争,缺乏活力,大大约束了服务提供。要加快服务业改革,特别要加快那些进入障碍多、活力不够的服务业改革,重点是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降低成本和增加供给。对于具有公共和准公共产品性质的服务业,在加大政府投入的同时,要发展多种方式的服务提供组织和提供方式,在可能的领域引入竞争机制,保障和改善供给。同时还要加快开放。国内优质服务资源大量集中在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民间投资主要在低端,起补充作用。引进外资和国外人力、智力资源,能够在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产业中很快形成中高端服务能力,增加供给和扩大消费。服务出口是我国外需新的重要增长点。笔者粗略估计过,改革开放可以使服务业的比重提高10个百分点以上。

  长期持续扩大内需要求加快城镇化进程。以往多年,城镇化相对滞后于工业化,大批农村户籍的劳动力支撑了工业化进程,却不能完全进入相应的城市型消费之中,消费增长相对缓慢。加快城镇化进程,能够释放出大量的社会化需求,包括大量服务消费的需求、对城市建设、房地产的需求,对科技、教育、卫生、文化服务的需求等。这是一个长期而且巨量的需求空间,也是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和促进社会公平的根本性改革。城镇化的推进需要良好的制度设计,使这个过程能有效节约土地和保护环境,能够适应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需求。例如,应该有得力措施提高现有城市容积率,目前我国城市容积率明显低于日本、香港、我国台湾省这些国家和地区,有很大的提升余地。再如要选择适当的城市规模,不同规模城市的就业机会、人均占地、单位土地产出率、环境和交通压力等有很大差别,要通过引导性的政策,在尊重个体选择和保持总体合理之间保持平衡。

  未来较长时期,保持适度投资规模仍然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内容。企业治理结构不合理,风险约束机制不健全,会导致投资行为的高风险,形成大批竞争能力不强的过剩产能,扩大内需难以持续。“走出去”企业的高风险行为会蔓延到全球市场,而此时相应的获益方在国外,不是利益国内再分配,而是净流失。例如,以往出现过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在合资转制中想方设法压低国有资产价格的行为,在投资经营中重扩张轻风险、导致企业大量亏损的行为,随着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增加,这种风险会伴随出海。要加快企业改革,平衡“动力”和“约束”机制,使企业行为建立在市场约束的基础上,使内需外需扩张都能够建立在有效控制风险和可持续的基础上。

  内需外需都有重要作用,因此无论内需还是外需出现突发性严重波动时,都需要政府采取措施加以干预,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但是,在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合理干预经济的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在“正常”时期,应该让市场机制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这是促进内需外需结构符合国情特点、符合我国经济竞争力的基本要求。内需外需都很重要、各有特点又不能相互替代,因此应该“中性”对待两种需求,对商品、服务和要素的双向流动都给予平等地位,对面向国内和面向出口的两类企业,对扩大内需的进口和扩大外需的出口,对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都应该平等对待,慎用偏向某一方面的支持或限制政策。市场机制在基础面上发挥作用,内需外需结构基本合理,政府有限的干预能力就可以集中在战略领域和非常时期。

  总之,内需外需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是由国情、发展阶段和全球化深入发展这些国内国际基本条件决定的。继续扩大内需和外需,改善结构,促进两种需求可持续和协调发展,是长期的战略任务。

  [1]沈利生、吴振宇,2003:《出口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0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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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林毅夫、李永军,2001:《必要的修正——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再考察》,国际贸易,2001年第9期。

  [7]刘亚军,2010:《外贸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计算方法初探》,统计与信息论坛,第25卷第1期,2010年1月。

  [8]隆国强,2000:《如何看待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国际贸易问题,2000年第11期。

  [9]王子先,2009:《关于外部危机下我国经济模式转型问题的理性思考》,国际贸易,2009年第7期。

  [10]常清(2008):(我国农业对外开放与国际农产品产业重新分工),载于江小涓,2008。

  [11]江小涓,1993:《中国工业发展与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

  [12]江小涓,2006:《理解对外开放与增长》,《比较》26辑,中信出版社。

  [13]江小涓,2008:《中国对外开放30年:增长、结构与体制变迁》,人民出版社。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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