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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新闻
新常态下的农产品贸易
来源:未知 作者: admin 发布时间:2019-05-09 07:28

  2015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2年聚焦三农,突出强调可持续,传递出发展现代农业的明确信号。中国是人口大国,粮食安全无小事,三农问题也始终被高层密切关注。

  怎么保证中国人的饭够吃?怎么让老百姓吃得放心?怎样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中国的现代农业,推进农业现代化?带着这些问题,《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于全国两会期间,采访了刚刚由农业部副部长调任常驻联合国[微博]粮农机构代表的牛盾。

  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的牛盾,30多年来一直从事农业问题的研究与管理工作。1992年调到农业部工作以来,牛盾参与了WTO[微博]农业谈判和多个国际农业协定、公约、标准的制订,特别是2004年任农业部副部长至今,牛盾分管国际合作,在推动和加强多边、双边与区域间国际合作交流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日前,年届六十的牛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并卸任农业部副部长之职。

  《财经国家周刊》:中国2011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农产品最大进口国,目前国内农业受到国外廉价农产品的冲击,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牛盾:去年我国进口的农产品贸易额是1100多亿美元,出口大概600多亿美元。目前我国农产品贸易处于逆差状态,大概是500多亿美元。

  我们希望促进农产品的贸易和发展,这有利于我国有竞争力的农产品走向国际市场。我国目前竞争力较强的农产品是水产品等,进口比较多的是国外的大豆产品、食用油、棉花等。我们也进口了一部分粮食,包括玉米、小麦、大米等。通过农产品贸易,为国内外农产品贸易的健康发展做出了贡献。

  说到冲击,还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大国效应。我国进口的农产品,无论是哪个品种,其进口量在世界农产品贸易市场上,都是多的,但是进口到国内以后,跟我国的各类农产品总量相比,却是一个很小的比例。

  去年我国进口了大约1400万吨粮食,这个量在世界贸易市场引起了很大反响。但这个数量只占我国谷物生产总量的不到3%,现在我国的谷物生产自给率是97%,我们粮食安全的底线%。

  《财经国家周刊》:去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与今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当中,都讲到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我们的现代农业,推进农业现代化。请你谈谈我国的农产品对外贸易面临怎样的国际形势。

  牛盾:农产品贸易比较特殊,基本上每个国家都希望能多出口、少进口甚至不进口,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农业效益,促进农民增收。如果进口多了,肯定会打压国内农产品的价格,影响农民积极性,甚至导致国内农业萎缩,竞争力降低。

  要说国际市场,就要提到WTO。加入WTO给我国对外贸易带来的优势不必赘言,但是我们入世时候,也承诺了一定的进口农产品关税配额,譬如小麦、玉米、水稻、棉花、糖、羊毛和毛条7种农产品。虽然承诺的是一种可能性,但是现在某些国家以此为由,要把市场进口的可能性变成必须的义务,而且还不承认我们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这就需要谈判。

  另一个事情,加入WTO我们曾承诺大幅度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市场准入水平,降低关税。现在我国农产品平均关税是15.1%,是世界平均关税水平的四分之一,说明中国的农产品市场开放程度处在世界前列。

  但是反观某些国家,本国有竞争力的农产品关税非常低,而需要进口的农产品关税则很高。譬如,美国需要进口的农产品关税水平大都在100%以上,欧洲一些国家则能达到100%?800%。这些贸易壁垒也不利于我国的农产品对外贸易。

  《财经国家周刊》:在这样的贸易环境下,我们怎样在农产品贸易中寻求主动地位,为国内农产品发展赢得空间?

  牛盾:改革开放36年,我自己的体会是,我们中国人创造了一个需求巨大、潜力巨大的市场。市场经济就是供求关系,我们创造出需求,这就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面对这个市场,我们应该研究如何让它惠及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农民。让我国的农产品在这个市场上,体现出效益。

  其中一点就是加大农产品出口,体现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与此同时,减少农产品的进口,保护我们的利益,让中国农业系统、农民生产的产品来满足中国国内的需求。这是拉动内需,也是提高国内农业效益,提高农民收入的有力措施。

  《财经国家周刊》:你长期在农业部工作,也多次参与农业国际交流与合作,就农产品生产、贸易的问题,国外是怎样做的?

  牛盾:我们可以看看美国的经验。美国是个完全市场经济的国家,但是美国的农业生产计划性非常强。他们的计划主要考虑两点,一是满足国内需要;二是全球布局,占领哪个市场,出口到哪个地方。满足以上两点后,如果农业生产能力还过剩怎么办?美国、欧盟在WTO专门创造出来的一个有利于他们农业的贸易政策--蓝箱政策(BlueBoxMeasures)。蓝箱政策规定与限产计划相关的支付可免予减让承诺(如休耕地差额补贴),限产计划下给予某些直接支付。也就是当产能过剩的时候,政府就会告诉农民,不要种粮食了,就种草地,还给更多补贴。

  中国在加入WTO后,农产品出口没有补贴,这虽然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但是与前述欧美的政策相比,竞争公平吗?所以我建议,我们下一步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制定对农业有利的政策,进行对农业有利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提高农产品质量,降低我国农产品的成本,提高竞争力。

  《财经国家周刊》:市场行为中,我们发现有一些行业倾向进口国外产品,因为比较便宜。而且现在关税配额机制也开始受到国外甚至国内有些人的质疑,你怎么看?

  牛盾:关税配额机制在中国不能受到挑战。入世时我们就讲,我国是WTO的新成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农民还很多,农产品关系到中国的国计民生。我们必须有一定的调控能力和手段,我想明确表态的是,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机制,不能改变不能被挑战。

  我们不会大量进口比国内农产品价格低得多的国外农产品,因为这样做,肯定会对国内的农产品价格形成打压,农业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也会受到影响,农业民族产业的发展会受到影响。任何一个国家也都不会这样做。

  但是,这是一个矛盾,市场机制这样一种价格的倒挂,无论是企业也好,市场经济主体也好,市场经济人也好,都是逐利的,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所以就要进口价格低的农产品在国内销售,可以赚一个价格差。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通过调控,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做好自己的工作。

  《财经国家周刊》:农产品质量安全关系民生,但在有些地区、个别品种,有关农药兽药残留的违法违规案件仍时有发生,这让百姓非常担心。目前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情况到底怎样?

  牛盾:通过全面强化监管,2014年我国未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蔬菜、畜禽和水产品合格率分别为96.3%、99.2%和93.6%。

  我国农产品合格率总体保持在较高水平,但总是有企业不按规则办,存在侥幸心理。以前我们经费不够、执法力量不够,现在要加律实施力度,要追责并施以重典。具体要关注的有3大类,蔬菜方面,要关注有机磷农药问题;肉类产品,要关注瘦肉精等问题;水产品,要关注抗生素问题。

  牛盾:主要包括5方面。一要建立农药兽药残留检测标准体系。二要建立强大的监测体系,就是实验室体系,从中央到地方,所有的农产品都要经过检测,包括快速检测和定量检测。三要要求所有的生产企业进行农产品认证认可,包括绿色、无公害、有机认证等。四要有追溯体系,能找到源头。五要有强有力的法制和惩罚措施,对违法违规行为要追责、惩治、处罚,必须要处以重典。

  《财经国家周刊》:解决农药兽药残留问题,还需要政府做哪些工作?当前还有哪些难点?

  投入方面,政府监管是社会职责,这项工作需要政府买单。现在的投入能够满足例行检测的基本要求,但是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要求的不断提高,检测工作也要提高水平,需要增加投入。我们希望今后检测工作的面更广、频次更高。

  队伍方面,农药兽药残留检测需要一支有专业知识、技能和责任感的队伍。现在队伍基本建成了,但是专业化、职业化水平还有待提高。目前省级、区域级检测水平都可以,但是在县一级,存在人员对检测实验室技能不熟练、对仪器的掌握还不够等问题,这些都需要切实解决。

  牛盾:我们进口了一些转基因农产品,代表品种是转基因大豆,转基因大豆去年我国总计进口了7000多万吨,主要进口来源地是美国、巴西和阿根廷等国家。

  进口首先要经过这些生产国国家级的安全评审,评审完后,再向我国提交出口国的安全评价结果,我们接到相关安全评审证书之后,还要进行国内独立的安全审查和评价。通过这些程序,我个人认为进口转基因大豆是安全的。

  《财经国家周刊》:现在老百姓十分关注转基因食品,也有很多争论,请你介绍一下我国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你认为在转基因食品安全性问题上,政府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牛盾:转基因引起巨大的反响和争论,甚至引起部分群众的恐慌,也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目前有相当一部分群众、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对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和讨论,我觉得首先政府不能失语。政府一定要有明确的态度,要向全社会负责任地表明对此事的态度。

  只要是在我国市场上销售的转基因农产品食品,都是经过安全评价,都是获得安全评价证书的,都可以放心地购买和食用。

  我国建立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办法相比更严格。有的国家在评价和标识的时候,有一个量的规定,比如说这个农产品有转基因成分,当达到1%、4%或5%的时候才进行标识,而我们国家是规定,只要有转基因成分就必须标识。

  当转基因农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的时候,我们要让广大的消费者有知情权,要让大家知道这个产品是转基因还是非转基因的;另外就是让消费者有选择权,根据自身喜好来选择是否购买和消费。

  如果说有哪一个机构告诉老百姓,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我想最权威的机构一定是政府部门。

  牛盾:要保障我国粮食安全,首先要保证基本农田的数量。而我国耕地的红线亿亩左右,这个底线绝不能动摇。

  其次,是要培育自己的优良品种。为此,农业部和有关机构将采取多种措施推进农产品优良品种的培育,除了我国传统的育种方式和广泛使用杂交育种技术,还将积极推进转基因育种技术,以及航天育种技术。譬如,我国在2006年发射了一颗专用育种卫星,在这颗卫星上载有2000多种农产品的种品种,通过太空微重力、高真空和宇宙射线的辐射,我国已经培育了一大批非常成功的新品种。

  2013年世界粮食总产约25亿吨,我们生产了6亿吨粮食,我们用占世界9%的耕地和6.5%的淡水资源,生产了占世界25%的谷物,养活了占世界20%的人口,足见我国有确保粮食安全的能力。

  《财经国家周刊》: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农村领域改革更是其中的重头戏。农村金融机构该如何助推农村改革发展?

  牛盾:三农发展离不开金融的参与,历年中央一号文件都在强化农村金融对于三农的支持。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推进,新的机遇和挑战摆在农村金融机构面前。

  加快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势在必行。针对农民融资能力较弱的现实,中央从去年开始出台措施,明确了如何进一步增加农民的财产权利,即通过农民土地的流转、抵押、出租,以及明确宅基地的用益物权、农民的房屋财产权利以及集体资产经营分配收益权,让越来越多的中国农民能够进入中国的金融系统和信用系统,获得更大的发展动力。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国金融改革要进一步植根于中国的农村大地,把金融服务系统延伸到农村去。只有建立这样的金融服务体系,让农民群众真正用得上、有所依,才能更好地发挥金融服务三农的作用。

  尽管从目前来看,金融机构这样做获利有限,但可以确信,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以及金融逐步对外开放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如果能够更好地在农村市场扎下根,打牢基础,将会对今后发展产生很好的促进作用。

  《财经国家周刊》:现在像阿里巴巴[微博]等一些企业,他们想构建农村、农民的信用体系和信用社会,你觉得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吗?

  牛盾:这代表着一个方向。这些电商非常有创新精神,现在这种服务延伸到农村,因为他们看到农村市场的巨大潜力。

  如果电商能保证诚信和产品质量,就可以解决农村市场经济信息的对称问题。这将给农民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

  牛盾:肯定会好转,肯定会改善,但是还要观察。改革增强活力,增强激励机制,这是没有疑问的。接下来,我认为应该选一些有志于为农村金融事业服务的人才,这也是重要的。

  牛盾:我们不仅跟与银监会、央行[微博]等部委有合作机制,我们还跟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等机构都建立了合作机制。譬如与邮储银行的合作就是面向渔业和渔民服务,结合我国的渔业政策,联手为渔民创造扶持服务条件。

  我们还与中国信用进出口保险有限公司合作,推荐有信誉、有实力、有意向的农业企业到国外去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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